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亲笔信中表示：“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这封信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南、东、西三面均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只有北面邓宝珊将军的防区“风景独好”，因而始终未形成完全的包围与封锁。

本文记述了这段历史的细节，在建党百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目的是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案例。

“我是大家的朋友！”

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将军曾三次到达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及贺龙、习仲勋、王震、徐向前等深入交流、促膝谈心，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1939年4月，邓宝珊赴武功参加胡宗南召集的军事会议，往返均是乘汽车经过延安。当时延榆之间通行无阻，所以邓宝珊从榆林途经延安并未被发现。事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得讯，中共领导深以为憾，当即给新一军留兰办事处打去电报，请转告邓宝珊将军表示歉意：“邓总司令过延，未蒙通知，不曾接待，希大谅！”此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叮嘱有关部门，注意邓宝珊返途中经过延安的车辆。

5月邓宝珊返回过延安住进一家骡马大店，并未通知边区政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与萧劲光一起亲自到旅馆登门拜访，双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和随行人员吃午饭，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等作陪。席间毛泽东表示：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回答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毛泽东和邓宝珊都以健谈闻名，话一投机，自然谈得很久。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所感动，欣然接受挽留，决定在延安多住几天。毛泽东请他到处走走，参观指导。

这次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周。其间，回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公，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在延安的党政军其他领导人也和邓将军会面晤谈。邓宝珊的老朋友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时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特来拜会父执，由于杨虎城已身陷囹圄，邓宝珊对他倍加爱护和关心。

邓将军还与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二女儿、共产党员邓友梅见了面，不仅没有责备她，还鼓励她努力上进。邓友梅后来患上肺病，边区政府特派医生护送其到榆林休养，终因医治无效在榆林病逝。这次延安之行，邓宝珊初识毛泽东，两人相见恨晚，毛泽东的谈话对邓宝珊后半生所走的道路起了重大影响。

1943年6月，国民党中央电召邓宝珊去开会，并指示他绕道宁夏去重庆。邓将军阅电后对亲信的人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

6月10日邓宝珊到达绥德，中共绥德地委召开了欢迎大会。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主持会议，驻绥德的抗大总校校长徐向前和邓宝珊都在会上讲了话。当晚，在开明士绅刘绍庭家中，习仲勋与邓宝珊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虽然习仲勋比邓宝珊年轻19岁，但分析问题极其深刻，富有远见，令邓宝珊十分敬佩，一见如故。从此，两人保持了一生的友情。

6月17日，邓宝珊一行到达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在郊外列队迎接。当晚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为邓将军接风洗尘，出席欢迎宴会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此次邓宝珊在延安停留了四天，与毛泽东单独会谈数次，与朱德、贺龙等也进行了深入交谈。

当时正是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企图围攻延安与陕甘宁边区之际，邓宝珊的延安之行，是对蒋介石、胡宗南的沉重打击，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

11月15日，邓宝珊从西安返回榆林到达延安，直到12月上旬才离开延安返回榆林，在延安逗留的时间长达20余天。他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公开表示：“我是大家的朋友！”

这次延安之行进一步加深了邓将军对中国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的了解，以及与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友谊与共识。

正是因为这种友谊与共识，使邓宝珊完全转变了立场，与中共中央、八路军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团结抗战、相互支持、信任、帮助方面达到了高度的共识。在抗战时期与中共肝胆相照，与八路军协同对日作战，守卫黄河，与边区政府密切合作，互通有无，在经济方面全面合作。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南、东、西三方面严密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而唯有北面“风景独好”，因而始终未形成完全的包围与封锁。

“支撑北线，保护边区”

1937年10月下旬，邓宝珊以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的身份初到榆林时，榆林的政治军事形势异常复杂。

榆林驻军实力最大的是高双成的八十六师，这支部队经过井岳秀、高双成在陕北20余年的经营，所部兵力约1.5万人，根基深厚，内部稳定。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迫使其统辖区缩小到横山、榆林、神木、府谷4县，但仍为地方最大实力派。

当时在榆林一线的还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东北军何柱国的骑二军军部及骑三师、骑六师余部，蒙古独立旅白海风部，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刘效贤部，归绥宪兵司令马秉仁部，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部和察哈尔、绥远两省政府及所属各县僚属，各部退到榆林后，征粮要草，各行其是，无法统一指挥。加之，榆林及其周边各县地瘠民穷，粮食供应向来困难，骤然增大的负担，让人民苦不堪言。因此，人心骚动，无所适从，行伍出身的高双成深感难以支撑，临近的伊克昭盟蒙古王公也感到十分不安。

打消高双成的顾忌，争取他的支持，稳定榆林政治军事局势，保持蒙汉民族团结，统一指挥各抗日部队，成为邓宝珊的当务之急。

邓宝珊一到榆林就向高双成明确表示“我是来给你当参谋的”，拉近了与高双成的感情，打消了高双成的顾虑。他向高双成分析当时的抗战局势，认为由华北向西进犯的日军，在占领山西太原以及绥远的归绥和包头之后，兵力已感困难，一时尚无力组织向西北一线进行新的攻势，尤其难以离开交通干线向纵深地带发展。榆林方面最重要的是安抚撤退下来的部队，稳定榆林和伊克昭盟抗日军民的情绪。

更为特殊的是，榆林与陕甘宁边区地域相接，自古以来，边区所在的延绥地区就是榆林的后方，也是榆林通往关中、西安的必经之地。两地可以说是唇齿相依，互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榆林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不仅对于巩固北线抗日战场和榆林政治军事形势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维护国共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定全国抗战大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邓宝珊坚持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坚持维护国共团结抗战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整顿和部署，不但使各部在绥远以及晋西接壤的广阔地域发挥了抵御日军南下、西进的作用，而且包头滩上的部队粮草转从五原地区组织调运，使榆林人民供应粮食的负担得以减轻，伊克昭盟得以稳定，榆林地区政治军事的混乱局面得以扭转。

1938年9月5日至13日，傅作义在山西河曲召开北路军各方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协商合作抗日问题。对于关系微妙的北路军各部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奠定了抗战初期晋、陕、绥边区的安定局面，也是邓宝珊与傅作义友好关系的开局。

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进了各派部队的团结对敌。邓宝珊配合中共代表南汉宸、续范亭对傅作义、马占山、何柱国开展统战工作，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了解。后来，傅作义、马占山、何柱国对八路军一直表现了友好态度，抗日的积极态度也始终没有变化。

河曲会议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他接受邓宝珊的建议，率部转移到绥远省西部的陕坝、五原驻扎，在1939年底至1940年5月，先后发动了包头、绥西、五原三次战役，三战三捷，在抗日战争史上影响很大。

邓宝珊指挥协调防区各部队，先后对日伪军进行了夺取达拉特旗战、东胜阻击战、包绥铁路沿线破袭战、新城防卫战、奇袭大树湾、攻击柴磴与昭君坟、东渡黄河奇袭战等等重要战斗，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使日寇南下、西进攻占我大西北的阴谋破灭。

维护好榆林与延安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这是邓宝珊在榆林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也是对邓宝珊将军的政治担当、政治品格、政治立场与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邓宝珊出色地经受住了这个考验。他一到榆林，就与陕甘宁边区主动加强联系，并尽可能地以此来影响高双成、马占山、傅作义等将领，取得他们的认同、支持与配合，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保持团结合作的良好局面。

“我交朋友就要交到底”

为了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邓宝珊派副官石佩玖与八十六师副官高少白，带着他与高双成的亲笔信，前往八路军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所在地绥德，拜会了陈奇涵司令员。此后又在绥德设立了办事处，派绥德开明士绅刘绍庭为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延安方面的联系。刘绍庭既是榆林总部的代表、八十六师参议，后来又是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以这样特殊的身份，充当和平使者，经常风尘仆仆地往来于延安与榆林之间。

驻绥德办事处设立后，陈奇涵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司令员萧劲光、陕北联防司令高岗等先后到榆林与邓宝珊、高双成会谈，达成了和平相处、团结抗战的口头协定。这使得双方在整个抗日期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和平、安宁、祥和的气氛。

邓宝珊在榆林期间，实现了延榆协防，共同抵制敌顽进攻边区。邓宝珊认识到与八路军配合坚守黄河河防，抵御日寇西进是当时他驻节榆林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宝珊的指挥范围，东南自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起，沿陕甘宁边区至三边；东北自军渡沿黄河右岸直到包头、五原以南的伊克昭盟全境。经双方商定军渡至贺家川一段边区通往晋西北的河防，由八路军部队驻守，其余由榆林方面的部队负责。

位于陕北绥德地区和山西临县交界处的碛口和军渡，为陕甘宁边区与前方各抗日根据地的两个重要通道，由于边区与榆林建立了良好关系，使这两个通道一直畅通无阻。1938年3月和1939年夏，日寇两次进犯山西保德和陕北府谷两县，榆林部队渡河迎头痛击，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则从侧翼截击，迫使日军仓皇撤退。抗战的头几年，榆林和延安几次遭敌机轰炸，双方都互通电话，进行联合防空。

邓宝珊在榆林期间，消极对待并积极阻止蒋介石、胡宗南等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始终保持双方人员物资的正常往来，特别是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的进入，北线的榆林成为唯一的安全通道。1938年3月，邓宝珊命令新十一旅二团派两连兵力保卫连接榆林至边区的公路安全，他叮嘱驻鱼河堡的副官长张润民说：“你们的任务是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进入！”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胡宗南曾私下三令五申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人员和物资，但邓宝珊和高双成都不予执行。不仅货运无阻，人员往来方便，还尽量利用私人关系，从国统区为延安方面采购急需的物资。延安方面则对榆林军队赴西安接运武器弹药、被服装备以及从关中接收壮丁，给予借道北上的充分方便。

1939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调动胡宗南的2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从南、西两面封锁并发动进攻，同时命令邓宝珊督饬榆林军队从北面封锁边区。胡宗南曾给邓宝珊发电报说：“兄部新十旅经弟整顿充实，改为暂编十五师，由刘志宏任师长，请即调榆。”邓宝珊看破这是胡宗南的增兵之计，立即复电称：“榆林粮秣困难，供应现有部队尚感不足，如再添一师，势难维持，弟意不调。”抵制了胡宗南增兵榆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1940年3月，蒋介石避开邓宝珊，直接给新任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一份十万火急的亲译电报，命令他“迅速派兵两团，截断螅蜊峪、宋家川等地沿黄河通往山西的渡口，阻止八路军过河。违令停饷”。原来此时侵华日军向晋西北发动了大扫荡，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采取了“精兵简政，坚壁清野”的对策，把晋西北的一部分后方机关转移到黄河西岸，进行休整，蒋介石企图借机消灭这支抗日力量。

高双成经与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商议，向邓宝珊报告了此事。征得邓宝珊的同意后，高双成给蒋介石复电说：“八路军在绥德、横山之间的周家（硷）集结兵力三千多人，有进攻榆林打通神（木）、府（谷），连结晋西北的企图，若我进至黄河岸边，八路军就会乘机袭占榆林，如何处置，谨乞电示祗遵。”同时，通过刘绍庭向延安方面表示“我交朋友就要交到底，彼此心照，不再明言”。事后，延安方面负责同志转告邓、高：“边区在极其困难之际，榆林方面拒不执行蒋介石派兵进攻河防渡口的命令，是对抗战做了一件大好事。”后蒋介石迫于八路军进占榆林的担忧，放弃了这一企图。

1940年，蒋介石布置了一个从北面加强兵力，配合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任命陈长捷为邓宝珊的副总司令兼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并将部队作了相应的调整，让陈指挥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和骑七师朱钜林部进驻桃力民。

桃力民位于伊克昭盟北部的黄河右岸，处于五原、三边、包头、榆林四地的中心。在这里派驻重兵，本可向东北推进，进攻包头、归绥的日军，但陈长捷的目的是包围陕甘宁边区，积极向南推进。

正在紧张关头，中共中央派南汉宸到榆林与邓宝珊等密谈。南汉宸阐述了对形势的看法，希望榆林方面做出积极反应。邓与高表示：“榆林同陕甘宁边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没有延安的支持，我们早就被胡宗南吃掉了。榆林上次抵制出兵边区，已使蒋、胡深为疑忌，现在陈长捷率三个师由伊盟向陕北推进，首先要消灭的怕是榆林部队。我们和边区将继续真诚合作。”以后邓、高以粮秣运输困难终未配合陈的行动。

另外，在处理“绥德事变”和新十一旅“定边事变”中，邓宝珊更是站在了中共的立场上，给予中共与八路军有力配合。

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在支撑北线有效阻止日伪军突破黄河防线，“南下西进”侵入大西北；在消解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保障陕甘宁边区的稳定与发展，维护抗战大局，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独特的，也是难以取代的，必将永远铭记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曾鹿平 高扬）

[本文作者曾鹿平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安翻译学院特聘教授，高扬为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社会组委员，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各阶级、阶层关系研究”（18XDJ012）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