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红色文化研究和集报者而言，能收藏到一份心仪的报纸，有时尽管付出很多，但苦尽甜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本文作者通过12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追寻到全套的《红星报》影印件。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它在中央苏区时期最大发行量曾达117万份，是仅次于《红色中华报》的中央级大报之一。由于《红星报》在中国革命史和新闻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一直是人民军队传媒研究的重点报刊之一。

漫漫追星路

2005年，我在阅读江西著名党史专家凌步机编著的《邓小平在赣南》一书中，意外地发现一条十分珍贵而又鲜为人知的信息：邓小平在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曾经编写过一篇通讯，报道闽西连城的“温坊战斗”。

据《邓小平在赣南》一书记载：1934年9月初，在朱德、聂荣臻的指挥下，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密切配合，在闽西连城县朋口镇的温坊（今文坊）组织了有名的“温坊战斗”，成为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东线最后一次大战——松毛岭战役的前奏，红军以极小的伤亡取得了战役的重大胜利。战后，邓小平敏锐地抓住此战例，迅速约请李聚奎、舒同、耿飚、赖传珠等9位战地指挥员写稿，提供战斗情况，邓小平根据他们的来稿，综合整理成《温坊战斗的胜利》一文，发表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前线通讯”上。

追寻多年前尘封的一篇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颇费周折。这篇文章是在《红星报》什么时间、哪一期发表？邓小平是如何具体地向当年苏区军民报道“温坊战斗”的？查遍了省、地、县档案馆均未果。后来，我了解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曾经出版过《红星报》影印合订本。2004年10月，我第一次向中央档案馆发出了求援信。意想不到，很快得到了回音，回信中还附来了一份100字左右的“温坊战斗”的相关报道复印件。显然，这不是我需求的《温坊战斗的胜利》文章，但我还是非常高兴和激动。我随即发出了第二封信，同时说明了“温坊战斗”发生的时间在1934年9月初。有一天，我爱人接到了北京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的电话，说找到了《温坊战斗的胜利》一文，要我汇10元复印邮挂费。真是天大的好消息！2005年2月的一天，我终于收到了1934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星报》第64期第2版上的《温坊战斗的胜利》复印件。

这篇文章里，邓小平用“编者”署名的文章，全文2000余字，并附有一幅作战地形图。邓小平用生动的笔触，详细地报道了温坊战斗的战绩和全过程以及经验教训。

遗憾的是，这份报纸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的限制和年代久远，以及油墨太浓和使用繁体字等诸多原因，全文除标题、副标题和1/3的文字外，其余文字都比较模糊不清，无法了解文章全貌。2006年初，我给中央档案馆去信，特别说明了追寻这份史料对了解福建和闽西革命老区党史、军史、新闻报刊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4月中旬，我很快收到了中央档案馆寄来的两份更清晰的《红星报》复印件。

2007年，《连城文史资料》第34辑以《一份记录“温坊战斗”的珍贵史料》为题，全文发表了追寻活动和研究文章。这是我对《红星报》的第一次研究。这份《红星报》上刊发的《温坊战斗的胜利》图片资料，已在闽、赣两省的革命纪念馆及各种书刊、新闻网络被广泛使用。

艰辛再收获

2010年，松毛岭战地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开始进行，通过集报信息，又发现了几篇《红星报》关于“朋口战斗”和“温坊战斗”的史料。2011年起，我又踏上了追寻之路，历时三年，几经周折仍然未果。

我研究红色文化的痴情以及对史料追寻的执着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主任李润波先生。2013年10月，几经周折与努力，终于从中央档案馆复制获得几份高质量的《红星报》复印件。

翻开尘封了70多年历史的《红星报》，发现当年《红星报》如此连续性、密集式报道中央红军在福建连城的“朋口战役”“温坊战斗”，在《红星报》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以至于《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起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都特别提到了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时期，它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鼓舞工农红军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坚定胜利的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现代研究《红星报》的历史和现代革命战争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红星报》真实记录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见证，也是留给苏区人民一份十分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作者系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