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伯公凹

伯公凹交通小站

中央红色交通线部分线路

金砂红色小镇建设初具规模。

初夏时节，闽粤交界，林深苔滑，烟雨苍茫。

沿着狭窄崎岖的山道爬上山坳，一座高、宽均不过米许的小庙静立道旁。赭红色、香火味，一灯如豆……这是闽西客家地区常见的伯公庙。

伯公，是客家人对土地公的尊称，有伯公信俗的地方就有伯公庙，这里也不例外。庙里，点着一盏油灯，照亮了无数个暗夜。

“当年，交通员护送风尘仆仆前往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来到凹口，看到庙里亮着的油灯，他们知道，安全到家了。”站在伯公庙前，伯公凹交通小站讲解员邹广敦的脚下一边是龙岩市永定区城郊镇桃坑村，一边是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党坪村。90年前，中央红色交通线就是从这里，自粤入闽由白区进入中央苏区。

绵延三千里 五年未中断

在离伯公庙仅三四百米的福建一侧伯公凹自然村，邹广敦的祖宅仍巍然矗立，诉说着当年中央红色交通线入闽第一站的惊心动魄和邹氏家族“一门七烈士”的壮烈与荣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党中央与各苏区的沟通联系，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长江线、北方线、南方线三条最主要的秘密交通线。

这其中，长江线、北方线和一些交通副线由于敌人破坏很快就停止使用了，只有南方线——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最后到达“红色首都”江西瑞金的秘密交通线持续畅通，长达5年之久，被史学界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据史料记载，1930年春，受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和福建省委的委派，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卢肇西抵达上海，同时广东省委的重要交通员李沛群也到达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问题。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周恩来亲自接见卢肇西，指示其制定建立“工农通讯社”作为武装交通机构开辟秘密红色交通线的具体方案。

1930年秋，卢肇西从上海回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在永定金砂古木督正式成立“闽西工农通讯社”，并在各县设立分支机构。闽西交通大站与香港交通大站并列为两大站，是中央红色交通线在内地设立的唯一大站，管辖着周边沿线众多的中站、小站，站址先后设在虎岗镇虎西村晏田公祠和金砂乡上金村永昌楼。

从1930年冬一直到红军长征，这条生生不息的“苏维埃血脉”未曾中断过，护送了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张闻天、聂荣臻、叶剑英、邓小平、杨尚昆、王首道、萧劲光、张爱萍、左权、项英、任弼时、邓发、徐特立、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伍修权、刘伯承、蔡畅、林伯渠、陈云、博古、邓颖超、瞿秋白等党政军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等200多人安全进入中央苏区，创造了从未有护送的干部被俘或牺牲的奇迹，此外还运送了6000多担军火、药品等紧缺物资以及重要文件、信件和情报资料。毛泽东赞誉道：“红色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在这条绵延曲折3000多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上，伯公凹小站地理位置特殊，不仅是由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白区进入苏区的第一站，更是三千里红色交通线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成为能否平安进入中央苏区的关键站点。

热血铸就“苏维埃血脉”

中央红色交通线建立之初，伯公凹隶属于广东大埔的埔五区。为配合接应大埔青溪交通站的工作，原大埔地下党委负责人之一、组织参与埔北暴动的伯公凹人邹作仁，配合大埔站站长卢伟良回到伯公凹，组建家庭式交通小站，以接应青溪交通站的工作。

如今，伯公凹交通小站邹氏祖宅仍屹立在闽粤交界处的深山密林当中。这是一座占地面积约260平方米的土楼，两层土木结构的房子外墙上，烟熏火烧痕迹依然清晰，记录着当年反动民团三次纵火烧房的罪证。

为了守护中央红色交通线，当年，伯公凹的群众几乎全部参加了交通站的工作，不足30人的小村庄有10多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7人被认定为革命烈士，是为“伯公凹七烈士”红色交通员英雄群体。

“我的曾祖父邹端仁是邹作仁的亲哥哥，当时是赤卫队的班长。为了组建这个家庭式交通站，邹作仁申请将我曾祖父调了过来，负责小站的日常工作，是小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邹广敦说，后来，邹氏兄弟又陆续动员了邹清仁、邹良仁、邹佛仁、邹昌仁、邹安仁、邹家仁、邹礼仁、邹启龙、邹振发、邹作仁的妻子、邹端仁的母亲及妻子等人来到伯公凹。

“邹端仁长女，也就是我的大姑婆邹桂英告诉我，除了为方便筹集看管粮食物资往返伯公凹和大埔党坪老家的族人，基本上整个家族都迁来伯公凹，有30人左右。邹端仁有六个妹妹嫁到广东，妹妹们及其婆家人也被邹端仁动员到交通线的保障服务中来，最主要的工作是帮忙筹集食盐等中央苏区急需的物资。”邹广敦说。

“1934年7月的一天，邹端仁带着两名交通员从青溪挑着食盐回伯公凹，不幸在党坪被捕。在大埔茶阳监狱受尽百般酷刑后，始终不曾透露一丝信息的邹端仁等三人被押到埔北，吊在埔北中学的一棵大树上。民团将埔北的百姓全部赶了过来，其中就有邹端仁的两个女儿——我的两位姑婆邹桂英和邹春英。当着众人的面，敌人又是一番严刑拷打，依然一无所获。大姑婆说，那时候她能感受到我曾祖父一心赴死的坚毅……枪声响起，邹端仁的身体被打成了血筛子。然而，丧心病狂的敌人还不罢休，将尸体淋上煤油焚烧……”

那一年，邹桂英17岁，邹春英只有13岁。父亲牺牲的惨烈场景，给两人留下了永远的心理创伤。作为邹家第四代，虽然已讲述了许多次，但每每说起这段历史，邹广敦也忍不住哽咽。

伯公凹的历史，是邹氏一族用鲜血和生命，前仆后继守护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历史：邹作仁，1933年护送擦枪油时在大埔三河坝被捕，后遭敌人秘密枪决；邹春仁，1933年5月为掩护陷入敌人包围圈的其他同志及由其护送的电台配件转移，将敌人引开后战死，敌人将其头颅拿到永定县城示众；邹昌仁、邹佛仁因叛徒出卖，同时被捕，受尽折磨后，邹昌仁被挖心，邹佛仁被砍头，邹昌仁的哥哥邹家仁目睹弟弟牺牲惨状悲痛过世；邹振发，1931年4月被敌人杀害；邹启龙，在参加交通线的守护后，于1949年7月牺牲于永定县溪南战斗……

这条秘密交通线上，涌现出“中央四大交通员”之一的熊志华、伯公凹邹家“七烈士”、“双枪英雄”赖德胜等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个国宝，在革命战争年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年，交通员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和巨大牺牲，是永定的骄傲与光荣。”2019年11月，永定籍开国将军阙中一之子阙勇在“中央红色交通线研讨会”上表示。（记者 张杰 通讯员 刘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