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一组拍摄于一二·九运动前后的老照片，将我们拉回到1935年年底形势危急的北平：在清华学堂的地下印刷车间里，青年学子含泪疾书,发出悲愤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位于燕京大学附近的斯诺住处，进步青年正在召开秘密会议；在北平的大街上，青年学生们顶着反动军警的棍棒呼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

黑白照片记录下的经典画面，见证了这次从北平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一二·九运动在斯诺家秘密策划

黑白老照片上，一处房屋在树林掩映中。这里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住址。而在另外一张照片中，斯诺正站在一个小院中开心地笑着。此时，斯诺一家已经搬到了盔甲厂胡同居住。看着这两张照片，我们仿佛和当年那群热血青年一同快步走进斯诺家，聚在一起，压低了声音，讨论着时局动向，在纸上涂涂画画，策划后来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北的侵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政策，华北沦亡迫在眉睫，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

日本还积极策划华北地区脱离中国而独立。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的侵略要求，拟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的“华北特殊化”。

消息传来，北平学联的成员再也不能忍受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当即决定在这一天举行学生抗日救国请愿游行，以此反对华北自治。

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令禁止，北平学生运动很难开展。这时，一位外国友人为一二·九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这个人就是斯诺。

斯诺于1933年来到北平，此时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同情中国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并和北平的爱国进步学生多有来往。他利用外国记者的特殊身份和条件，收集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

黄敬、姚依林、陈翰伯等进步青年就经常到斯诺家中，看一些被国民党定为“禁书”的革命报刊，讨论问题。学生们称斯诺的家是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北平学联多次在斯诺家里召开秘密会议，一些请愿书、宣言、声明、传单等文件，就是在这里讨论、起草、翻译、油印和保存的。

《告全国民众书》发出中国人心声

一张泛黄的《告全国民众书》上，醒目的“怒吼吧”字样映入眼帘。1935年12月初，清华一院大楼（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里，青年学生蒋南翔完成了这篇作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出自这份《告全国民众书》，成为传诵久远的名句。

此时的北平，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插着太阳旗的日本坦克在北平大街上横冲直撞；日本飞机在北平低空盘旋，擦着树尖呼啸而过；日寇在丰台、南苑、黄村、良乡、长辛店等地大搞军事演习；一些国民党军政显要携带金银细软和家眷出逃；东北大学欲迁西安……

危急的华北局势冲撞着人们的心灵，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早已忧心如焚。但国民党的报纸严禁刊登各种宣传抗日的文章，北平上空笼罩着沉闷的空气。

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蒋南翔，是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的主编，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看日寇步步紧逼，迫使教育界开始准备上“最后的一课”，这个一向诚朴寡言的爱国学生终于发出了怒吼。

在为一二·九运动做准备的过程中，他在清华学堂的地下室里，怀着满腔激情写下著名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一边写，一边泪流满面。除了痛陈华北危机，他还呼吁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广大爱国青年：“愿意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际工作。”“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这一振聋发聩的宣言书，助燃了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之火。《告全国民众书》被油印出来，在一二·九游行中散发给群众。第二天，《告全国民众书》就由油印变成了铅印，出现在清华大学的校刊《清华周刊》上。而校刊的名字，只有1935年12月10日的这一期改名叫《怒吼吧》。

严寒中游行喷发抗日怒火

1935年12月9日，古城滴水成冰。一群青年学生却个个热血沸腾，他们身穿棉袍，手持标语，行走在长安街上。虽然来自不同的学校、出身于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家庭，但此刻，他们都发出了同是中国青年的怒吼。这些画面也定格在了一张张照片中。

12月9日，即是国民党当局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

凌晨，朔风凛冽，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喷发了。新华门前会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10多所学校的请愿队伍。他们高举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向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然而，爱国学生的要求遭到当局的无情拒绝。

学生们请愿不成，决定从新华门出发，进行示威游行。瞬间，数千人组成的抗日救国洪流倾泻在西长安街上。一路上，不断有冲出军警包围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还有一些受到鼓舞的爱国市民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庞大。

多位中外记者随同游行队伍进行实地采访。斯诺夫妇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列，边采访边宣传。每当警察要打学生或抓他们时，斯诺就冲上去拍照，吓得警察不敢轻易动手。在游行的过程中，斯诺夫人尼姆·威尔士经常背转身来举起手对大家喊:“你们唱歌呀!”

游行队伍在西单牌楼附近和王府井，相继遭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军警们挥舞着皮鞭、木棍猛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有的被打倒后爬起来奋力向军警还击，有的被打伤流着鲜血仍然高呼抗日口号。

游行队伍最终被军警打散。一些学生当场被捕，30多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抢救。在激烈搏斗过的大街地面上，结了一层冰，晶莹的冰里渗透着爱国学生的斑斑血迹。

在游行结束的当晚，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了独家电讯。称这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后来，斯诺评价这场运动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批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令参加者和旁观者都感到振奋”，“中国正在苏醒”。

“中国的贞德”打动人心

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封面上，一位女大学生正手持话筒，激情演说。一二·九运动当天，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也准备参加请愿活动，但却被困在了城外，学生就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当时年仅21岁的陆璀，在民族危亡时刻当众演讲，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一种象征，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的贞德”。

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在西郊，离城30余里。当天清晨5时，近千名爱国学生就起了床。他们冲破警察的阻拦，沿着田间小道直奔西直门，途中又联络和接应城外的弘达中学二院、成达中学等校的请愿学生。

队伍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城楼上下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警。同学们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进城，但遭到拒绝。

一位同学愤怒地喊道：“等到我们的敌人开到的时候，你们还能这样紧紧地把城门关起来么？”随后，学生们含着热泪呼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

这句话刺痛了爱国学生的心，激起了大家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新仇旧恨。于是，同学们异口同声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这雷鸣般的怒吼，喊出了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心声。

随后，爱国学生取道阜成门、西便门，但这两个城门也被军警关闭。无奈之下，学生们决定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

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鏖首先拿起喇叭筒站在一座小土堆上讲话。他控诉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暴行，指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明确表示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领着大家呼口号。

随后，各校同学轮流站在土堆上发表演讲，其中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璀讲得最好，群众深受感染，在大家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邹韬奋把她发表演讲的相片选作《大众生活》杂志的封面，一度广为流传。

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1935年12月16日，滴水成冰的北京街头，青年学生奋力从军警手中夺下了还在向学生们喷着冰冷水柱的水龙头。而这一幕恰巧被镜头记录了下来。

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爱国运动，许多地方的工人也进行罢工。上海与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到来了。

1935年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刊载国民党当局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立即决定于16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16日，古老的北平城再一次发出了怒吼！清晨，城内各路大军按照预定方案开始行动。他们在各条道路上与军警展开斗争，冲向示威大会的会场——天桥广场。

上午11点，北平爱国学生和广大工人、农民、市民3万余人会聚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游行总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由宋黎和其他同学支撑着，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大家高呼抗日口号。

会后举行的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军警的镇压。在一二·九运动中，军警就曾用水管子对着人群喷射冰冷的水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宋黎回忆说，“肆行无忌的军警，突然用水龙头对着人群扫射起来，水柱像一条条毒蛇窜到同学们脸上、身上”。一二·一六大游行中，当军警故伎重演时，学生们进行了有力反抗。国民党监察院档案中一份《关于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反日示威运动的调查报告》中记录，“公安局自行车队带大刀棍棒严加戒备，同时消防队之警车开到，前列学生离队冲锋，将水龙夺取返（反）喷警察，警察不支，遂尽逃避……”

当天，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但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侯莎莎）

历史资料：《北京红色先驱》《北平抗战的红色脊梁》

联合出品：北京日报、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地方志办